【建言中纪委】反腐整风重心能否从“三公”转向“三权”？

洋洋得意

对于反腐整风，2013年注定开了个好头。一个接一个的禁令密集出台，禁令之细、之严、之可操作性强，已经让官员感觉到“不安”和“躁动”，并由此引发了基层公务员对于工资的强烈呼吁。

如果认真盘点2013年的反腐禁令，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还是可以和“三公消费”挂起钩来，比如公务接待、公车管理、禁烟规定等，而且官员感受最深的也是“三公”方面，从曝光处理的典型案例来看，也大多聚焦于“公款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和超标配车”等。

人们不禁感叹，过去在干部口中所说的，“只要不拿，吃点喝点没什么”显然已经不行了。加上禁止乱发钱物、福利等一系列规定的出台。“官不聊生”由此而生。

应该说，反腐整风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凝聚了党心、民心，广大民众对于反腐的信心在增强，官员的自律和约束意识也在增强。八项规定出台带来的高端餐饮业等变化正在深刻的发生着，官员的应酬也在悄然变化。

但是，反腐败斗争还只是刚刚开始，尽管过去的一年已经打掉了不少老虎和苍蝇，“三公”消费也得到了大幅遏制，可是腐败的顽固性与体制性问题，让我们一刻都不能轻松。尤其是顽固的“权力”仍然在滋生腐败的土壤。

因此，从这个问题上来分析，今年反腐整风的禁令重点，应该可以考虑从“三公”层面向“三权”层面予以转变，真正把反腐败引向深入，并为已经取得的整风成效建立巩固机制。

“三权”，当前应该主要指向“审批权”、“财政权”和“执法权”，中纪委可以针对这三个方面权力存在的“潜规则”、“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出台见效快、问题相对集中的禁令规定，真正从权力的核心进行整风、反腐。

之所以提出这“三权”：一是这三个方面的权力是当前政府权力的核心所在，并且问题相当严重，成为权钱交易和腐败的重灾区。无论是审批权，还是财政权、执法权，都与“钱”或“利益”相关。审批权关系资源配置，手握权力必然涉及权钱交易，必然导致索拿卡要；财政权方面滋生的“跑部钱进”和“喊钱”现象一直不止；执法权的“利益驱动”和“罚款创收”屡禁不止，最近出现的“女车主不堪超载罚款而自杀”和“警察扫黄强拍夫妻裸照”，这里面反映执法利益驱动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由于与“钱”联系太紧，所以在权钱交易和腐败方面也就十分突出，不少落马官员往往与此“三权”密切相关。

二是“三权”直接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群众反映更为强烈。比如审批权涉及的问题就比较突出，找部门办事的“潜规则”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企业批个项目要盖几十个章。老百姓办个证要跑几趟甚至几十趟，明明可以当即办的，非要制造障碍。财政权里面涉及到的“民生资金”、“项目资金”，被基层挪用、挤占的问题比比皆是，甚至是惠农资金、扶贫资金等救命钱也敢染指。有的地方修的公路、桥梁和建筑，刚刚修起就坏了、烂了，“豆腐渣”工程屡屡出现，“桥断断”、“楼歪歪”，让人们十分不满，投入的项目资金越来越高，可质量却越来越差。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执法权的滥用，真正就是在折腾老百姓，让老百姓不得安生。而最为典型的当属城管的执法问题，其粗暴、野蛮到了一定地步。

而有权有钱的人，在这三方面就会钻到空子，比如有关系的就能优生、迅速的获取审批和服务，敢于行贿的就能拿到项目和资金，有权有钱的，就能让法律的正义与公平被践踏。不少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发生，恐怕都与这些方面有关，这当然就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三是“三权”问题不解决不遏制，也会导致“三公”的反弹。一方面“三公”管得越来越严，官员的灰色收入渠道进一步收紧，整体收入必然呈现下降趋势，必然会让一些官员将灰色收入的渠道更多转向这“三权”当中，而且会更加隐蔽。另一方面“三公”的巩固也依赖于这“三权”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财政权方面，如何管住“三公”经费，必然要在财政权方面下功夫。还有争取项目资金的问题，过去这里面也存在“跑和送”的问题，如果审批权仍然存在交易的空间，“跑和送”就不可能根绝，只要“跑和送”存在，“三公”就有可能出现反弹，这就是制度造成的反弹。

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三权”问题，还需要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不可能靠几个禁令或是规定来解决的。但是根据王岐山“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争取时间”的思路，当前完全可以从治标的角度，来着力解决“三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比如审批权，可以着力解决政务审批和服务方面存在的“请客送礼”、“索拿卡要”、“不公开不透明”、“手续繁琐”、“软拖硬扛”、“乱收费”和“设置障碍”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比如财政权，可以着力解决项目资金方面存在的“跑部钱进”、“喊钱”、“跑冒滴漏”、“挤占挪用”、“项目工程资金不透明”等突出问题。比如执法权，可以着力解决“罚款创收”、“以罚代管”、“选择性执法”、“执法粗暴”等突出问题。等等。

总之，就是要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关系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等等一些突出的问题，出台禁止性的惩处规定，充分发挥社会和舆论监督，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惩处力度，以推动反腐败引向深入，从而为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行政审批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等治本性改革打下坚实基础，并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