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图，30年坚守

洋洋得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红色绒面上印着国徽，搬动这本对开大图甚至有些费事。

　　重重的大书在数百位作者、编者心里有着更重的分量，这部全面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各方面发展演变的鸿篇巨制，伴随他们三十多个春秋，更有常年的坚守、艰辛和无奈杂糅在其中。

>
图为《国家历史地图集》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人口迁移图。

　　两本地图集

　　六十年的沧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秘书长高德的办公室，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开本的地图集排列齐整，而最新、开本也最大的正是这部新近发布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85岁的高德身上有一股子豪气，但当他一页页地翻动这本300页大书时，却变得小心起来，目光也透着温暖，“这个图，画得太漂亮了！”他时不时会夸赞一番。

　　在高德仔细介绍这本大书之前，他搬出了书架上的一套八册、蓝色封面的地图集，他说，没有被叫做“八本图”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没有这部《国家历史地图集》。“古地理底图，都是以谭其骧主编的‘八本图’为基本资料。”高德说。

　　而两本地图集勾连起的竟是60年的沧桑岁月。

　　早在1954年，**提议编绘一本历史地图。第二年春天，应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推荐，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应召到北京，负责改编、修订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但由于工程远比预想的要浩繁，1957年初谭其骧回到复旦大学，开始组织班子。

　　为了培养年轻学者，谭其骧还于1960年在复旦大学开办了历史地理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杜瑜回忆说，“当年，我有幸进入到历史地理专业学习。谭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我们学的东西比历史系的人要多60%至80%。”杜瑜还记得有一门功课的考试，甚至会从早上8点一直延续到下午3点。杜瑜学了整整5年，直到1965年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的记忆中，当年寒暑假、节假日不休息是常事，编绘工作受到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上海的冬天很冷，复旦大学也只有三个地方一定会保证供暖：幼儿园、保健所，再就是我们历史地理研究室。”

　　历经20年，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才算完成，首先出的是内部本。此后，谭其骧坚持历史的真实，提出必须修改“文革”中遭到“**”干扰而出现的内部本的错误，才能公开出版。结果直到1988年，该书才宣告对外面世。

　　事实上，就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尚未修订完成之前，谭其骧就已身兼重责。1982年，《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成立，谭其骧任总编纂。而编纂国家地图集是周恩来总理1956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其中普通地图集、自然地图集、农业地图集和经济地图集上世纪90年代已陆续出版，只有历史地图集因难度最大，耗时也最长久。

　　也正因为如此，完成、出版《国家历史地图集》一直是老一代学人的心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及编辑室主任葛剑雄还清楚记得，“谭其骧先生于1992年8月28日去世，在这之前的一两天，他不停喘气，有时还会流眼泪。我在他耳边说，您放心，大地图的事我们会办好。”这话一说完，谭其骧立刻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