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向后”走 也是一种“进步”

洋洋得意

莫言： 中国故事可以国际表述，国际故事也可以中国表述 　　对于“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命题，莫言给出的回答是：只要涉及人性，不仅中国故事可以国际表述，也可以是国际故事中国表述。“作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最熟悉的故事写起，这是作家的第一笔财富、第一桶金。”莫言因此创作了“高密乡故事”，但他认为，自身经验只够撑起一两本书，再继续创作，需要更广阔的视野。 　　如今，中国作家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共识。被誉为“为国际讲述中国故事的人”的莫言，却更加注重把国际故事拿来中国表述。“世界上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永远讲不完，每个作家可以选取最敏感的类型，让国际故事为我所用，表现其中故事核心后面的人性、人类性。” 　　AK47冲锋枪发明者卡拉什尼科夫24日辞世的消息，令莫言感慨不已，“我从过军，对AK47的故事最敏感。”AK47紧紧相伴着莫言的军旅生涯，他对这款全球生产累计1亿支的冲锋枪了如指掌，说起它的性能、战绩、轶事滔滔不绝，他甚至在1986年时动笔写过关于兵工厂用原始工具制造枪械的故事。 　　就在卡拉什尼科夫辞世的同一天，1954年因同性行为而被迫害自杀的密码天才、英国著名数学家阿兰·图灵，终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笔签署赦免令。莫言也信手拈来阿兰·图灵的故事，与现场听众分享。他还隔空向以谍战小说斩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喊话，期待他关注这段人类共有的史料，再出《解密》续篇。 　　“好小说需要精彩的故事作内核，好故事则要表现普遍人性。中国作家并非只能讲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身上的故事，外国故事也可以变为中国故事创作的出发点和灵感。”莫言说。 　　格非：文学需要碰触危险的边界 　　苏童认为，中国故事首先是作家自己的故事，世界给作家的礼物就是“记忆”。“记忆”可大可小，大到社会、人生、历史、文化；小到一个城市、一个村庄、一条街道、一片屋檐。中国故事、中国叙事随着时代变迁一直在变化，但不变的是“融合”。“今天的中国故事讲法多样，不必拘泥于哪一个才是正宗的中国故事。” 　　格非表示，写作是为了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验变成所有人的故事，因此用宽广的胸怀去接纳别人的经验很重要。他还认为，大量的中国故事保存在《史记》、《左传》等历史资料中，因此大家要重视中国故事的遗产。 　　有人提到“先锋”作家存在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实验”动力不足？这也是近年来外界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的批评。即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有汉学家批评他依然还在用18世纪的手法写小说。 　　面对这个问题，格非说：“年轻的时候，写东西不太会按照规范来，不太爱循规蹈矩。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确实带有一种游戏性，感觉挺好，这么多年以后再来看这些作品，有很多的遗憾。我想不管对社会还是个人，文学不是安全的东西，始终是危险的，你需要去触碰危险的边界，你不去触碰有什么意思呢？花那么多经验去重复别人写过的经验？” 　　苏童：青年时期的写作一定是血气方刚 　　苏童则打趣说自己和格非、余华等先锋作家被批评家拴在了一根绳子上，“所谓先锋，我一直的态度是每个作家的写作分不同时期，青年时期的写作一定是血气方刚，带有一定的破坏性，对他脑子里的既有的文学秩序和作品的面貌有不满。”但一个作家不可能停留在那个阶段，他要延续自己的写作道路，“没有一个作家为了一个潮流，为了自己置身于潮流中的一个符号来写作，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先锋作家，他有可能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不仅背叛别人，也在背叛自己。人的进步有几种走法，在文学中向后走也是一种进步，我很感激自己向后走的想法。《妻妾成群》就是在向后走中诞生的作品。” 　　莫言也自称是一个保守的作家，被读者问到有一种观点“越不像小说的小说才是好小说”时，莫言说，“很难说对还是不对。小说形式肯定是多样的，好小说作家必须追求文字，个性独特的语言，第二还是要塑造人物，我比较保守。” 　　有文艺批评家曾把中国现在的进程描述为一次文艺复兴，苏童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文艺复兴来自西方，它和宗教有关，文学是文艺复兴中的一支。这两股力量如果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艺复兴，如果我们存在文艺复兴，中国的文艺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确实对解放思想、振兴人的心灵精神面貌多少起到一点作用。我一直认为，小说、文学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能起到正面的有节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