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屈辱”讨薪之路究竟是谁铺成的？

洋洋得意

1月2日,位于郑州市京广路上的郑州鞋业包装中心工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横幅,跪在地上讨要工资。横幅上写着“跪天跪地跪父母,老板我们给你跪下”,看了令人心酸。（《皖江晚报》1月6日）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刚刚过完元旦，郑州百余农民工打着白横幅下跪讨薪的一幕，让人心头平添一丝悲凉：讨薪难，竟然难过尊严，令人情以何堪！曾有人说“去了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七八次,不如媒体报一次。”跑断腿、门难进、钱难要,维权难度大、维权成本高,让农民工讨薪路上常常寒心，农民工们频频走上“最屈辱”讨薪之路也就不足为奇。但民工们相信媒体曝光，不相信有关部门执行，很值得深思。

其实为了能向给葛朗台一样的债主们讨要薪水，导致讨薪创意新闻随处可见，媒体曾曝过河南高院院长亲自帮人讨薪，很显然“讨薪难”已不是法律所能强制执行了。于是乎，很多农民工想依靠自身的努力“制造新闻”引起社会的关注，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问题：从2009年至今，四川、辽宁、河南等地种种讨要工资的方式，其花样之多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有制作“讨薪挂历”的，有送“不作为锦旗”的，有甘当“裸模”讨薪的，有假扮财神爷讨薪的，有祭拜河神讨薪的，有跳江南Style讨薪的，有新闻发布会讨薪的……甚至通过静坐、绝食、跳楼等极端讨薪方式，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还我血汗钱”。农民工“另类”讨薪其实迫不得已，高院院长帮人讨薪也属此列，其背后暴露的，实质上是当前农民工的维权困境——维权通道太少，且不通畅，效率极低。

应该说农民工的考虑解决问题方式很单纯，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有的甚至还以命相搏，讨薪却很难获得成功。客观地讲，农民工讨薪难与建筑商、老板们本身资金困难、资金无法回笼、银行贷款难等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某些不良商人、老板，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企图侵吞农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往往来自五湖四海，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与不良商人对抗时，缺乏组织力量、缺乏法律知识甚至缺乏基本的经济能力，所谓“讨薪难”，难就难在这里。那么，在解决“讨薪难”中，法院、劳动、工会、公安、住建等部门就要发挥重要作用。在“讨薪难”这个问题上，政府所应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可替代的。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度和部门的联动力度，是解决“民工讨薪难”的重要途径，“否则好政策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笔者认为，要解决农民工“讨薪难”，一要建立起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常效和有效机制，做到以防为主，齐抓共管，构建打防结合的长效治理机制；二要政府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并应尽快形成行业清欠的管理流程和责任追究制度，从三角债的第一环解扣入手清理拖欠；三要劳动保障部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利用广播、报纸宣传等媒体广泛宣传政策，以案说法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直观的学习效果；四要开展追讨工资专项检查与平常巡查相结合的劳动监察检查工作。

希望多举措，多渠道，多方位确保农民工不再为“讨薪难”而“跪、裸、伤……”，甚至绞尽脑汁“制造新闻”创新讨薪方式，让他们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也希望有一天，农民工“讨薪难”现象不再出现，债主也不似葛朗台一样。